在大多數人對于眾籌新聞形式的評論中，大多數集中在商業模式上，而當我們把思路拉回新聞業去看待這個問題，得到的答案可能是相似的，但過程給我們的啟發無疑更為珍貴。

　　眾籌這個概念在今天已經變得不再新鮮，眾籌的項目也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回顧過去幾年國外眾籌平臺興起之際，眾籌新聞曾一度是這個領域的焦點話題和熱門項目。然而短短一年時間，新聞眾籌幾乎在國內的眾籌平臺銷聲匿跡，在國外也面臨少人問津的尷尬。

　　在大多數人對于眾籌新聞形式的評論中，大多數集中在商業模式上，認為沒有清晰的商業模式是眾籌新聞迅速死亡的最主要原因，然而當我們把目光從商業的角度移開，拋開一切可以預見的利益因素，只從新聞本身和整個媒體行業來看新聞眾籌的話，我們同樣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眾籌新聞也許只能作為一個吸引人眼球的概念出現，它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人們對于公民新聞的追求，更多的反映的是一種讀者對于新聞價值本身的情感寄托，而并非它的這種形式不可或缺，概念和現實之間的距離是遙遠的，這種新聞形式的生命力也在側面印證了這個問題。

　　因此，眾籌新聞熱的興起和消退并不是商業問題，更多的是傳媒行業自身的問題，如果僅從商業這一個角度進行評判也許就已經偏離了它最開始的出發點。

　　單打獨斗未必勝過編輯部流水線

　　眾籌新聞的出現啟發自讀者但來源于記者，部分記者出于對于事件真相的執著或是其他私人目的，往往會避開體制的束縛單槍匹馬進行對事件的調查，而這種行為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部分讀者。

　　由于目前媒體行業的現狀，在新聞報道中受到的約束還比較多，讀者對于事件背后真相的訴求往往在傳統媒體的報道中得不到滿足，因而當記者本人站出來時往往會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這在有些時候僅僅是記者一時的沖動，在籌集資金的過程中，新聞的時效性已經消失殆盡，而網絡傳播的特點也決定了一個話題在趨于平靜之后很難再掀起大于其最高潮時的波浪。在這種情況下，記者能否堅持追求真相，讀者又能否對話題持續投入關注，這都是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新聞眾籌這種形式把記者作為個體推到了臺面，而新聞的生產本身是一個群體合作的過程。眾所周知，現在的新聞生產流程，記者和編輯的職責是分開的，記者只負責采訪和寫作，而編輯負責對記者的稿件進行二次的加工和編寫，稿件的論調和方向都是經過編前會細致討論制定的。由此可見，一個新聞的生產過程經過了多道程序，而眾籌新聞更像是現在互聯網時代的一種產品，他直接面相“用戶”，接受“用戶”的“投資”。

　　雖然在外界看來眾籌新聞這種形式好像更能還原事件的真相，但實際上不論是人力還是稿件質量都無法得到保證。傳統編輯部固然有它體制上相對僵化的一些問題，但是從新聞生產的專業化角度來看，無疑是比記者的單打獨斗要更有效率，也更能保證新聞價值。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盧因曾在《群體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群體傳播時，信息的流動是在一些含有“門區”的渠道里進行的，在這些渠道中，存在著一些把關人，只有符合群體規范或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才能進入傳播渠道”。這被后來的傳播學研究者成為把關人理論，隨后把關人理論作為一種原則出現在了國內外媒體機構的新聞生產中，恪守把關人職責成為了體現新聞價值的重要方式。

　　傳統的編輯部模式，有著記者、編輯、各級主編和總編輯等多重把關人，這對于新聞的真實性和新聞價值是一種很大程度的保證。而記者作為個體出現時，這種把關人的效力自然就弱了許多，個人的立場和被有意誤導的觀點如果摻入其中，也就很難保證其最開始的目的，到底是迎合公眾還是保持新聞價值就成了一個難以抉擇的選題。

　　新聞價值和商業利益的沖突

　　眾籌新聞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降低了新聞生產的門檻，此外，它還將新聞和金錢直接劃了等號，這顯然是有違各大媒體所追求的新聞專業主義的。相比較同屬新聞出版行業范疇的眾籌出版來說，出版更像是一種粉絲經濟的充分利用，但是新聞偏偏是拒絕和利益相關聯的。記者個人的理想主義也好，對新聞本質的執著也好，如果和金錢建立了直接的聯系，就難免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新聞價值的保證就成了一個偽命題，而如果失去了新聞價值的新聞又有什么可讀的意義呢。

　　另一個角度看，記者的角色區別于其他行業，他既不是輿論的引導者，也不是事件的仲裁者，而是一個站在中立角度的觀察者、講述者。而眾籌新聞的出現，更多的是將記者向一個事件解決者的方向去推，一旦記者有了這種思維慣性，就很難保證在采訪過程中的公正性，而這一切是沒有任何人可以約束的。這個過程中記者自身可能是無意識的，但是這個平臺的出現，會成為一個來自各方面利益代表爭奪輿論陣地的戰線。

　　簡言之就是，記者有可能會在各種利益紛爭中不知不覺間被人當了槍使。眾籌新聞的出現本是通過“無組織的組織力量”探索新的新聞生產方式，這在本質上有可能是一場新聞革命，但眾籌新聞最大的問題也在于可能變成迎合資助者的新聞生產方式而失去了其最初出現的意義。

　　游走在法律邊界的新聞眾籌

　　最后，不得不再談一下法律的問題。由于《新聞法》的遲遲無法出臺，記者在采訪過程中本身就存在著法律邊界的問題。網絡上也無數次的爆出由于記者暗訪等原因出現的各種人身安全受傷害的事件。那么當一個眾籌新聞的記者作為一個個體出現，而非媒體機構的持證記者，他的身份問題就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如果代表個人，那么意味著與媒體機構無關，那么“記者”就不能看成是一個記者。

　　如果代表媒體，作為一個持有記者證的記者，那么拿讀者的錢去采訪就成了一種有償新聞，這顯然是違背記者職業道德也是觸犯相關條例的。由此可見，先不論采訪過程中有可能發生的種種問題，單在采訪這一個環節上就存在著不少值得探討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有可能會在某一個時刻被無限放大，最終對各方都造成傷害。由此可見，法律層面上的問題其實才是眾籌新聞得不到發展并且逐漸被人遺忘的根本原因。

　　一切應回歸新聞本質

　　回到新聞本身，目前新聞行業出現的問題并不能夠通過單純的商業因素所能概括。這其中也有個人的因素，團隊的因素，領導的因素。目前行業對媒體萎靡的現狀不是哀其不幸，更多的是一種怒其不爭。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出現了諸如眾籌新聞、眾包新聞等延伸模式。

　　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商業模式、商業利益在這其中一定有它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但是想解決問題，不單單要從商業的角度入手，如何解決好的人的問題，讓團隊更加專業化才是新聞業找回自我，回到黃金年代的關鍵問題所在，而到那時眾籌新聞也就失去了它被談論的意義和價值。